我是在冬至前后到那座气象站的。
并非有意为之。只是那年我忽然不太愿意回家。父母仍在，只是家已经不像"回去"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，具有一个稳定的内部结构。饭桌上的话题散乱，彼此说话像在不同的房间。我意识到某些事物一旦松动，就很难再靠努力修复，只能顺其自然地离开。
那天夜里我搭了一辆通宵的大巴。车在凌晨三点抵达山口，司机把我放下时还多看了我一眼，大概不明白这种天气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下车。风很大，路灯像站不稳似的摇。我拖着箱子走了十几分钟，看见远处山坡上有一盏孤零零的白灯，悬在半空中，不知照着什么。那是一座旧气象站。
我并非第一次知道它。很多年前，在地图上随手放大一块空白区域时，我见过这个名字，被标注得极其简略，只写着"高山气象观测点（停用）"。那时我没多想，只是记住了那个位置，像在心里轻轻按了一下。
院门虚掩着。我推门进去，铁轴发出一声短促的响，随即被风吞没。院里空无一人，只有风向标在夜色中缓慢转动，发出规律而低沉的咔哒声。那声音让我不由自主地停了一会儿。
值班室亮着灯。
我敲门，过了一阵，门从里面打开。站在门口的是个年纪不大的男人，穿着旧毛衣，手里端着搪瓷杯。灯光在他身后，把屋里的轮廓一并映出来。他看了我一眼，问我是不是来看雪线的。
我摇头。他让开身，让我进去。
屋里暖气开得很小，空气干燥，有纸张和金属混在一起的气味。桌上摆着几台老式仪器，刻度盘泛黄，指针缓慢移动。墙上贴着一排排记录表，纸张颜色不一，新旧叠在一起，像一面极其安静的墙。
他说这里已经不对外开放了，只剩下一点收尾的工作。再过一个月，设备就会拆走，山上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。
我问他，那你为什么还住在这儿。
他把杯子放下，过了一会儿，说，总得有人把灯关掉。
那晚我留了下来。
站里有一间空着的宿舍。床不高，被褥叠得很整齐。窗外风声极大，像有什么贴着山体缓慢流动。夜深时我醒过一次，看见窗帘被风鼓起，又慢慢落下，反复几次，没有声音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并不常说话。
白天他在值班室整理资料，我在院里走动，有时帮着抄几行数据。傍晚他会去厨房，我把米淘好，水烧开。他并不多话，但偶尔会说起一些奇怪的事情，比如某一年，凌晨两点的气压曲线会出现细微却持续的起伏；又比如有一段时间，这一带的风速记录始终比周边站点低，像被什么挡住了。
夜里我常一个人到院子里站着。这里的夜空低得出奇，云层像贴在山顶。站得久了，会有一种错觉，仿佛脚下并不稳固，只是靠那盏灯勉强确认着位置。
我开始明白，他为什么要把最后的时间留在这里。
在城里，结束往往来得很快。关掉一段生活时，人们习惯迅速抽身，好像只要不再停留，就能减少损耗。但在这里，事情是慢慢停下来的，像风向标在无风时，仍要转一会儿，才找到最终的位置。
离开的前一晚，他忽然把我叫到值班室。桌上放着一只旧金属盒，里面整齐地放着一叠手写记录。纸张边缘卷起，字迹却很清楚。
他说这是最早那一批记录。原本该上交的，后来没人再要。
我问他打算怎么办。
他说他不准备带走，也不打算留下。只是觉得它们不该在灯关掉之前消失。
他让我帮他一个忙。
夜里风大，纸在盒子里轻轻作响。我们绕到雷达塔旧址旁的一块混凝土基座。他蹲下来，拧开一个不起眼的检修口。里面空着，潮气很重。
他把记录整齐地放进去，又盖好盖子，旋紧。动作完成后，他站了一会儿，看着那块重新变得毫无特征的地面。
第二天清晨，我下山。
车开动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山坡上的那盏白灯还亮着，在雾里显得很小。
等车转过第一个弯，它就看不见了。